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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字文明融入新闻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以“元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革命给人类社会传播格局带来巨大变化，数字化深刻影响着新闻业态和人类的新闻经验，对新闻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如何建构中国自主新闻学知识体系，持续推进中国新闻学理论创新，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重新审视新闻学核心概念

　　新闻学科的基础应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变到整个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进入人的生活世界。当前，互联网生态下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是开放的，专业性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壁垒逐渐被打破，脆弱的新闻专业体系变得更加无足轻重，传统的内容生产企业对互联网内容平台公司具有依赖性。以往新闻学研究多集中于新闻业的内部运作，而忽视了它的外部联系和影响，研究的对象局限于新闻行业以及管理部门，为从业者和管理者提供实用知识。虽然也有学者开始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将新闻看作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用场域、系统这样的概念来分析新闻，但这类研究并不多。

　　媒介技术变革不断挑战着传统新闻理论的解释框架，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态结构。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安德森（Chris W. Anderson）认为，新闻生态的网络涵盖新闻生产机构、数字技术和新闻行动者等全部要素，且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全新而复杂的。他提出“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这一概念，强调新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须由具体的“新闻机构”转向更为弥散的、网络化的“新闻生态”。李良荣认为，传统新闻媒体面临沦为“内容提供商”的风险，多生产主体、多媒介渠道、融合新闻产品共同重塑了新闻生产和传播生态。也有学者提出，新闻学研究出现了“生态转型”，不能再不假思索地以媒介组织为“容器”来理解新闻，而应该越过各种传统的边界，去探索那些原本不可预知的道路。在这一方面，研究者可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打破新闻实践各个环节之间的界限，探索在数字网络中描述和解释新闻现象的新路径。

　　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呼吁研究者重新审视既有的新闻学概念，创新新闻理论体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黄旦提出，新闻学原来所坚信不疑的一些前提及其概念需要改造，将新闻学转变为一个经验性的学科。法国学者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词语是人们自由改造、任意使用的工具，尽管它们清楚地表达了本身的含义。但正如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因此，建立新闻理论的新范式就必须反思我们的理性束缚。

　　从早期的传单、小册子到大众传播时代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从互联网时代的网站、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机器人，媒介技术不断更迭，新闻活动的面貌与新闻产品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传统新闻理论具有自洽的解释框架与基本范式，但受到新闻生态、业态和媒介技术发展的挑战，无法继续解释、分析和预测“弥散式”的新闻活动。因此，研究者不得不追问，传统新闻理论范式是在哪种媒介实践与媒介生态中形成的，是如何形成的，其用意是什么？这些理论受到哪些冲击，是否需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或者只需局部调适？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和实践的主要变化是什么，用什么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分析，并对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作出科学预测？

　　比如，新闻“真实性”概念内涵的变化。2019年2月，某公众号发布《寒门状元之死》一文，引发公众对该自媒体运用虚假内容的广泛批评。这表明在公众心中，“真实”是新闻信息传播的底线，对虚假消息不能容忍。但也有研究显示，人们往往倾向于扩散虚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虚假消息传送到用户的速度要比真实消息更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谈道，新闻真实追求的基本目标不是建构真实、塑造真实、设置真实，而是“反映（性的）真实”“再现（性的）真实”，新闻真实应该回到事实真实这一基本要求上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说，“新闻真实是可能的，但这种努力需要建立在对新闻真实这种现象的深刻理解之上”。那么，在数字新闻学中，“真实”概念是否还有其存在的空间？一方面，强调“新闻真实”是建立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理解数字新闻中的“真实”却并不容易回答。在数字时代，这种“真实”是特定场景下的真实，体现的是人的理解和认识的“真实”，这意味着公众对“新闻真实”的需求也是动态变化的。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事实类型的变化，“新闻真实”的内涵也须随之更新。研究者应深刻分析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和认识论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以往的新闻学概念在经验层面受到严重挑战。

　　再如，如何回答新闻“客观性”与“情感”的问题。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不再简单地信奉事实，转而信奉一整套规章制度，以应对连事实都成问题的世界，这就是“客观性”。其后，客观性就成为新闻领域的“不死之神”，在这一主导范式之下，“情感”被驱离于新闻领域核心准则之外。传统新闻理论认为，新闻业理应重视客观理性，鼓励业界以“冷静而非情感化”的风格进行事实报道。原因在于，若在新闻生产中引入情感因素，会使这种“非理性”内容妨碍新闻的专业性。但情感因素是新闻业的一部分，且虚拟现实、沉浸式等新闻类型在创造同理心、唤起共鸣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这意味着数字平台、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的结合将进一步促使整个新闻业呈现出“情感转向”。此外，技术可供性进一步增加了“情感转向”的速度，并使得“情感”开始以合法的身份“接合”了专业新闻理念。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理论转向，但研究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近几年，在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传统媒体中，出现了一种“新闻激进主义”的现象。有学者将“新闻激进主义”视为在非主流媒体、女权传媒、激进报章等中可以找到的新闻报道方式，包括以第一人称叙述且内容有引导性的报道。新闻学者正日趋关注激进报道如何影响主流传媒。也有学者认为，“新闻激进主义”之势非但不会逆转，更将引发范式的转移。那么，数字新闻学该如何回答“客观”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又将如何处理“事实与观点分离”原则在当下的表现，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反思。

　　立足“数字新闻生态”的问题域

　　梳理数字新闻实践的形态，反思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系统的流动性，关注网络化社会公众参与数字新闻实践以及媒体平台边界模糊等方面的变化。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醒，在媒介问题上的理论空白，使我们在通往具体的研究之路上必然要走许多弯路。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无论研究什么媒介的内容，如电视或者报纸、戏剧、电影、小说等，其方法都是一样的，媒介本身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探讨了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具体分析了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媒介演进逻辑，及其对于人的社会实践自由度的维度突破。

　　从新媒介、人与媒介关系的视角来理解数字新闻实践，即将媒介看成是人类的境况，从数字人文主义的视角分析媒介和新闻。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奇云：媒介即存有》一书中将媒介实践和媒介制度视为嵌入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关系之中的事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王晓光、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静认为，新兴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数字中国的构建进程，以数字媒介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兴文化形态和知识生产体系正日见雏形，数字人文正在积极引领文化时空的数字化转换，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数字新闻时代，在沟通的“讯息、告知和理解”三个环节中，受众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沟通，实际上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选择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期望通过沟通交往形成“共同体”，还是批判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萎缩，都不过是“一种怀旧情绪的自然流露”，是用旧的知识来理解新的世界。在政治社会学理论中，现代社会之前的社会被看成是一个由各部分构成的统一整体。相反，在一个急剧分化的社会中，使个人感到难以负担的是其缺乏社会同意的模式，而将各种角色整合为统一的生活。在传统新闻理论范式中，公众寄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而走向公共空间。那么，在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公众参与传播实践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值得研究者反思。

　　从网络化关系出发，聚焦学术研究、业界实践和新闻教育体系改革等方面，建立数字新闻学新生态、新语境。在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着工具性思路——一种基于媒体技术演进的线性思考的研究框架：口头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现在又增加了网络/数字传播，用“媒体融合”或者“全媒体”来建构“新闻学”。这表明当前新闻学研究的学术想象力不足。相反，新闻业界要比新闻学界更具有探索精神。如《纽约时报》在2014年的“创新报告”中提到，要基于新媒体环境的变化，调整编辑部职能，创建受众拓展职位，并着手组建数据分析团队，创建战略分析团队，鼓励跨部门合作，零距离贴近受众，优先聘用数字人才，助力“数字优先”战略。这份报告对于国内媒体了解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地融合纸媒的传统业务和数字业务，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数字方面的创新和人才职位的想象，现有的教学思维和内容并不能完全涵盖，也不能仅靠增加“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之类的议题来实现新闻理论的创新。高校应从网络化关系出发，彻底打破现有的专业划分，创新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满足数字时代对全媒体人才的需求。此外，对于新闻的内涵与本质，研究者也需要有全新的思考。与之相应，对现有的教学方案、教学方式、课程体系等，也应做出符合中国新闻实践需求的发展。

　　重塑媒介变迁中人民的主体性

　　树立新闻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回答好新闻是“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媒介变迁所带来的交往活动和交往结构的改变在不断重塑着人民的主体性，赋予主体新的内涵。研究者须反思新闻学研究应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新闻环境，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新闻品质，呼唤一种什么样的公共参与，以及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等问题。新闻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坚持党的领导。

　　技术日益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本质性要素。数据与算法使人们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比如，算法运用于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人民的主体性存在的意义、算法带来新的传播关系以及对公共传播秩序的影响、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信息传播技术发生变化，数字传播环境对公共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新闻传播领域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如媒介形态、传播主体等。无论媒介如何改变，其物质性有何不同，信息与物（口语手势、风水火土、文字书写、大众媒介等）都是围绕“人类境况”而展开的。媒介无非是交往网络中的一环，而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与物的交换与传播。那么，从媒介视角出发，从人们的交往网络和实践入手，探讨如何构建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应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理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信息技术拓展了人类生活的空间，也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只有从数字文明的角度出发，努力构建能够体现中国新闻学知识生产自主性、引领全球新闻研究的新闻学理论新体系，才能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传统新闻学存在多种不同范式（或者说是准范式）。早前有学者总结了“四大报刊”理论，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这一基础上扩展到了“六大理论”范式，但这些理论范式都是基于西方的新闻实践和价值立场总结出来的，因此存在着“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学科的基本架构，是一个体系。黄旦谈道，如果说学术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研究范式问题的话，那么新闻传播学科应该从媒介这个视角介入进去，要重新进行概念化，改变工具论思维。作为媒介来讲，这是一种开放的、重新建立关系的过程。也有学者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出发，总结出了“规范性”“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全球比较”四大范式，并认为“数字新闻学”有可能成为第五大新闻理论范式。虽然这一划分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视野更为开阔，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新闻理论创新应站在数字文明转型的角度，即从文明的视角出发，特别是中华文明新形态的角度，分析数字新闻实践在当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与已有研究主要立足于技术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是有差异的。文明是历史沉淀下来的，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发明创造、人文精神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以下要素：语言、文字、工具、道德、信仰、宗教、法律、家族、城邦和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演化的媒介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数字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以多样、平等、开放和包容为原则，通过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努力提升联结性、对话性、共享性和智能性，从而实现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文明在更优越的模式基础上，将形成新的法则、新的语言、新的公序良俗甚至新的文化和信仰。数据的新力量，就如同农耕之于古代文明、工业革命之于现代文明，将催生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新媒体技术发展处于全球优势地位（如5G、人工智能等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社交媒体生态多样，平台丰富，行动者活跃程度高，数字媒体用户广泛参与新闻实践，创造了新的传播方式，如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网络直播等。中国的新闻治理也有很多新探索，如大规模推广“中央厨房”，建立数据监控中心，培养网络评论员队伍，将融媒体中心与社会治理结合等，这些都为研究者建立新的新闻理论范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实践经验。应加快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聚焦新闻传播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推进新闻理论创新，建立能够引领全球新闻学范式革命的理论体系，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阶段性成果）

　　（作者 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 吴飞）

江苏：“勇挑大梁”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高质量发展】

　　光明日报记者 苏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改革开放的市场前沿，在创新兴业的工厂车间，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层一线，各地区各行业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坚定信心、积极作为，扎实推动经济不断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今日起，本刊推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高质量发展”专题，分享新征程上开拓奋斗的故事，感受新时代的蓬勃生机。

　　冬春之交，一家家企业产销两旺的火热氛围，一个个工地机器轰鸣的建设场景，汇聚成江苏大地上最暖的风景。

　　1月2日，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江苏太仓公司二期工地上热火朝天。“7月，厂房就要竣工了！用于生产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以满足不断扩大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需求。”联合汽车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他身后，是苏州新年第一个集中开工现场，工地上钢结构拼接的撞击声，吹响了春天奋进的号角。

　　2023年的苏州新年第一个集中开工仪式聚焦“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集群建设”，总投资916亿元的142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在苏州市域内集中开工签约或投产投用。“苏州要紧抓重要产业机遇、重大产业项目不放松，以分秒必争的冲刺状态夯实经济发展基础，扛稳江苏经济发展‘压舱石’重任。”会场上，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曹路宝的发言掷地有声。

　　苏州新年第一个集中开工仪式现场的火热场景，是江苏大地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一个缩影。开拓进取，只争朝夕，8500万江苏儿女“勇挑大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展现新时代新征程实业报国、产业报国的江苏担当。

江苏中远海运特种装备制造生产车间，工人正在进行LNC罐箱生产。资料图片

　　1.敢为人先，跑出经济发展“加速度”

　　春江水暖。2022年岁末，江苏多个城市纷纷包机出国，带领招商团队和企业赴海外维护客户、争取订单。

　　一则则看似简短的信息，道不尽满载而归的喜悦之情——

　　12月5日，徐州组织4家外贸企业赴境外参加“中东迪拜五大行业展”，对接客商160余家，达成意向成交额260万美元；12月7日，南通64家企业参加2022日本东京亚洲纺织成衣展冬展，最终达成意向成交金额2亿元；12月9日，苏州赴欧经贸团30个招商小分队达成意向投资59.54亿美元，随行的外贸企业揽回订单约30亿元。

　　“赴海外招商引资拓市场，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项目和订单，还有继续扩大‘走出去’的强烈信心。”江苏长江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顾丽感受颇深。欧洲之行她的公司拿到约1500万美元订单，远超预期，其中有1/3的订单来自新客户。

　　敢为人先，是刻在江苏人骨子里的先天基因。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江苏各地在产业主赛道上彰显特色，实现优势互补、差异化发展。

　　地处江苏最北端的连云港，发力建设“一带一路”强支点。万吨级泊位已超70个，85条港口航线覆盖波斯湾、南非等地，串接起20条海铁联运通道及苏鲁豫皖内河港口。

　　一连串喜人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常州瞄准新能源汽车赛道，前瞻布局动力电池领域全产业链，涵盖电池材料等31个关键环节，新能源领域产值超5000亿元。扬州2022年百亿级重特大项目签约已达8个，超过此前十年的总和。建市只有短短26年的宿迁，全市经济总量由最初的全国第146位跃升至第75位，成为江苏乃至长三角地区发展速度最快、综合实力提升最明显的地级市之一。

江苏无锡一家企业的电动汽车生产线。资料图片

　　2.补链强链，打造“搬不走、压不垮、拆不散”的产业集群

　　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开幕前，党的二十大代表、江苏省昆山市委书记周伟亮相“党代表通道”。当有记者问及：“外界一直有外资撤离中国的言论，作为中国利用外资比较集中的地方，昆山是否遇到了类似现象？”周伟微笑着和记者分享了一个故事：“一家知名的光电企业，在2013年投资昆山13亿美元的基础上，新近又追加18亿美元的投资，持续增资昆山。”周伟还透露，今年8月，昆山已经提前4个月完成外资到账的全年目标任务。

　　在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普遍乏力的当下，昆山为何有如此亮眼的表现？昆山给出的答案是，“产业链优势就是最大的底气。”

　　多年来，江苏坚守实体经济，把制造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举全省之力打造一批“搬不走、压不垮、拆不散”的产业集群。

　　作为全国典型的老工业基地和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强市是徐州发展的核心词。卡特、徐工等龙头企业发展迅猛，利勃海尔等名企纷纷布局徐州，这里正逐步构建起完备的“主机—零部件—后道服务”全链条协作关系。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于市场细分领域，是强链固链补链的重要一环。2022年，围绕16个先进制造业集群确定的重点领域和50条重点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江苏率先探索建立了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

　　南京市在全国率先出台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的落地政策，对专精特新中的小微企业给予20％的价格抵扣，推动创新型企业厚积成势。无锡列出引进8000家科技型企业的发展目标，在全国多地建立了30多个科创飞地，投入30多亿元建立科创载体，供人才团队拎包入住。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其中江苏占10席，涵盖软件信息、船舶、新材料、医药等重点产业。这些集群正成为驱动江苏制造由大变强的澎湃力量。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全景。张倩摄/光明图片

　　3.集聚资源，创新活力奔涌不息

　　在近期召开的江苏省委十四届三次全会上，江苏省明确支持南京建设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韩立明说，南京要拥抱创新经济，更加突出前沿技术创新，奋力打造全国重要的区域创新高地和人才高地。

　　2022年，南京紫金山未来网络实验室发布全球首个“广域确定性网络系统”。该系统能为工业、无人驾驶、远程医疗等经济社会新场景提供定制网络服务。

　　近年来，江苏以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为突破口，不断提升产业集群创新水平，涌现出一批国际领跑或并跑的先进技术。在问天实验舱里，35款数万只（套）关键核心元器件来自中国电科第55研究所；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上，应用了江苏多家高校院所提供的配套技术；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从足球到电力工程到基建，江苏制造元素无处不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直径约10厘米、厚度只有0.35毫米……近日，在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苏州），记者见到仅三张A4纸厚度的碳化硅晶片。“这是第三代半导体的关键核心材料之一，看着不起眼，却是个实打实的节能高手。我们正在进行联合攻关，用它为新能源汽车打造国产‘功率芯’。”江苏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院长徐科介绍。

　　创新让企业向纵深扎根，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则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2022年岁末，在江苏智建美住智能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智美云工厂生产车间内，建筑模板正在快速组装成型等待发货。“2022年四季度，我们又接连收获了三笔优质订单，价值4000多万元！”企业运营总监李松歌告诉记者。

　　在企业心无旁骛抓发展的背后，一套惠企“组合拳”紧紧跟随。“当前，我们瞄准企业发展的难点和堵点问题，一方面，充分释放‘退、免、减、缓、降’等各项政策叠加效应，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另一方面，积极帮助企业用好密集出台的金融政策，推动金融活水持续涌向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江阴市常务副市长王琪介绍道。

　　2022年，江苏先后出台“苏政40条”“助企纾困22条”等政策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临近春节，江苏各地用“真金白银”助力企业稳生产稳就业。盐城市大丰区出台激励措施，对符合条件的规上制造业企业，按企业当月参加社保职工每人500元到1000元的标准进行奖补，单个企业奖补金额封顶50万元，助力经济“开门红”。

　　创新活力在江苏大地奔涌不息。数据显示，我国15.1%的领跑技术分布在江苏，1/5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来自“江苏制造”。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中，江苏儿女向着“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大踏步前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05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